左右對立以外︰曹聚仁

 左右對立以外︰曹聚仁

卓然

說到五十年代的香港文化人，還有一位甚具特色而人們又關注不多的，就是曹聚仁。人們普遍視曹聚仁為「中國」作家與學者而非香港作家，因為他成名於上海，在上海辦過報，和魯迅、周作人都是朋友。及後亦在國內不少地方當大學教授，編輯過不少和教學相關的小說、散文選本。亦有不少人視曹聚仁為報人，因為他自十九歲開始便經常在報刊像《學燈》、《覺悟》上發表文章，辦過文藝思想周刊《濤聲》，抗戰時是報章《正氣日報》的主編，在香港和徐訏等人辦過創墾出版社。原來這位一生共發表超過四千萬字，結集成書超過七十本的作家，一生超過五分之四的作品是在香港完成的。而且他在香港的二十二年間，一直專心文學創作與研究。其長篇小說《酒店》(1954)，描寫亦能基於當時的香港現實。從這個角度觀看曹聚仁一生的蹤跡，會發現他其實是一位重要的香港作家。
曹聚仁生於一九○○年，字挺岫，號聽濤。自幼便有良好的古文根底，六歲左右便能寫成四五百字的文言長文。 年僅廿一歲，便在上海把一代國學大師章太炎的講演筆錄批注出版，因而闖出名堂，而他亦成為章太炎最年輕的學生。記錄及後編成《國學概論》出版，在五○年代經多間香港出版社再版。
三○年代他在不同大學如暨南大學、復旦大學等當過教授，同時亦不斷寫作。其實曹聚仁早在學生時代便在學校主編學刊，是五四運動時期浙江第一師範「留經」 學運的中心人物，又在上海辦周報《濤聲》，主張對生活、思想、文藝上的種種用理性方法作批判分析，魯迅亦主動投稿《濤聲》，曹魯二人的交往亦因而密切起來，後來曹聚仁在香港研究及出版《魯迅評傳》(1956) 及《魯迅年譜》(1967)，實發軔於此。
一九三七年抗戰爆發，曹聚仁「書生上馬」，毅然當上了戰地記者。他當記者時獲得不少實績，採訪到不少獨家消息，好像中日戰爭時台兒莊之役的相關報道，就是他首發的新聞， 這些新聞特寫後來都收入《大江南線》(1943) 中。及後他又把在戰時收集的相片與人合作出版了《中國抗戰畫史》(1947)。他亦曾在蔣經國治下的贛州辦過《正氣日報》，二人相識相知，曹聚仁遂收集了不少第一手資料，並在一九五三年於香港出版《蔣經國論》。
曹聚仁正生於世紀之交，經歷了半世紀的光陰後，他於一九四九年秋天來到香港，在《星島日報》發表他對新中國觀感的連載文章〈南來篇〉，使他陷入被左右兩派圍攻的境地。他在文章中說：「我從光明中來。」接著又說：「既在光明中住，為甚麼又到南方來呢？已使我惘然無以為答了。」要了解這兩句說話為甚麼使曹聚仁「挨罵」，便先要了解五十年代香港的文化格局。
一九四九年前香港一直是左翼文人逃離當時國民黨「白色恐怖」的地方，而新中國成立後又有大批右派文人從中國南來香港。冷戰時期，國共左右兩派在香港互相角力，對香港文化界產生一定影響。五十年代有所謂美元文化的「綠背」文學，即是由美國直接或間接資助的文化產業。像友聯出版社、人人出版社、亞洲出版社等出版的《中國學生周報》、《人人文學》等。左翼則出版《青年樂園》、《文藝世紀》等與之抗衡。
香港在當時可說是左右意識形態角力的場所。在有關新中國的議題上，曹聚仁因沒有替任何一方發聲，所以每每成為兩派批判的對象。形容新中國是「光明」的，右派文人自然不能容忍；但既是「光明」的，又為甚麼要南來香港呢？他又說「惘然無以為答」，這自然也不合左派的胃口。當時「罵曹」的文章有八百多篇， 也有人出版過一本叫《與曹聚仁論戰》的小書，罵人罵得這樣有系統的倒不多見，但同時亦叫人想到這是有組織力量參與其中的。
雖然甫來港其言論即受左右夾擊，但他在香港文化界還是能不斷作出貢獻。他初來香港便已經是《星島日報》主筆，一九五四年在《南洋商報》當主筆，一九五九年任《循環日報》主筆、及後任《正午報》主筆；又創辦創墾出版社，亦曾主編《新生年代》，與徐訏、李輝英一起辦刊物《熱風》。 他出版的著作超過五十本，在國學、歷史學、新聞學、現代文學領域都有所貢獻。
五○年代開始香港和大陸開始出現關卡，中國的內部情形不再輕易為局外人所得知。在左右對立的思維下，描寫中國大陸政治改革實況的文章不是把中國描寫成天堂的宣傳品便是將之比作地獄的攻擊文章，同樣是隔岸觀火的炒作。而一些並沒有跟隨左右意識形態創作的作家，則被兩岸同時封殺，如張愛玲在「綠背」支持下創作的《赤地之戀》(1954)，因意識形態不夠反共，雖能在香港出版，但卻在台被禁。
在這背景下，曹聚仁能夠在「南來」後於五○年代後期多次北行，把所見所聞在報刊連載並結集成《北行小語》、《北行二語》、《北行三語》(1956-59) 等書，便自有其特殊價值。曹聚仁知道自己北行屬遊歷性質，未能全面宏觀，所以他並沒有從大處作概略式報道，而集中特寫一些民生百態。如他曾提到香港有各種款式的汽水，但當時中國卻只有一種鮮橘汁汽水，是小販挑擔在烈日下販賣的熱汽水； 然而在廣州，特色小吃如豆漿油條餃子等則應有盡有，而且城市裡沒有必須使用糧票的問題。這種側面描寫手法更能道出當時的民生實情。
除了從小處觀察民生百態外，曹聚仁亦有其學者文人的眼光，注意到不少文化人的情況，如老舍的《茶館》(1957) 初公演時的具體情形、藝術家齊白石的近況、也提及沈從文，指他雖曾在一九五三年因受壓迫而企圖服煤油自殺，但及後一九五六年間有過一段陽春期，能復職大學教授並在《北京日報》上寫稿。還有探訪當時已有腦血管硬化的周作人，閒談間邀請他寫回憶錄，周於是往香港遙寄文稿，發表出版籌備過程與費用則由曹一力承擔，使《知堂回想錄》(1970)最終得已在港出版。
然而，曹聚仁的北行觀察也不是全然正確的，好像他說到反右運動時右派分子要到北大荒作勞動改造——即要在嚴酷的自然環境中勞動及進行思想教育——他竟說這不過是去「鍛煉自己」，又把北大荒描寫成「即不是天堂，也可說接近天堂」 的好地方。這雖然不大符合實情，但卻是他當時的真實觀感。
曹聚仁是一個富爭議性的人物，他的言行縱然未必全足為典範，但都是發自本心。他曾在上海以十八個月的時間研究回力球賭博比賽，探討或然率對歷史事件的重要性，也試過為了寫《酒店》中的舞廳情事和香港實況，連續十八天到舞池實地觀察。 他就是這樣一個實事求是，重視實証和理性，具研究精神的人。


後記：幾年前天地圖書再版曹聚仁的《湖上雜憶》，還配上圖片。這是曹聚仁其中一本散文佳作。他從西湖開始一路談開去，談詩經、談公安竟陵散文、說《老殘遊記》、說各處的文化勝景。漂亮的西湖照片加上曹聚仁精緻的文字，是認識其文其人的不錯讀本，在一些旺角的二樓書店還能找到這書哩！



(本文發表於2006年11月12日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