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二, 12月 19, 2006

「不幸的家庭各有不幸」— 論現代小說中的「家變」



「不幸的家庭各有不幸」—

論現代小說中的「家變」







「生命裡總也有甚至修伯特都會無聲以對底時候…」

--亨利詹姆斯



現代中文文學作品 中實在寫過很多種不同的使人無聲以對的時刻,其中有一類是這樣的:在沈從文的〈丈夫〉中,對離開丈夫到鎮上當妓女的婦女有這樣的形容:「她們從鄉下來,從那些種田挖園的人家,離了鄉村,離了石磨同小牛,離開那年青而強健的丈夫的懷抱,跟隨到一個熟人,就來到這船上做生意了。」 筆者舅母在八十年代當製衣廠工人,因為香港的製衣業北遷,她也為了工作而北上深圳「二線」工作,一年只回來兩三次;我每看到這段文字,總想起舅母當年的經歷。面對社會變遷,就業機會減少,「人往高處走」也是不得已的事吧。其實〈丈夫〉稱作妓女為「生意」,故然可視為反諷筆調,但也未嘗不能從事實角度上作考量。

現代社會和鄉土社會在職業分工上有一個很大的分野。現代社會的生產功能是由不同的工商業機構所負責,而人們要維持家庭,便要離開家到社會工作,賺取金錢帶回家。那麼鄉土社會呢?社會的生產功能主要由「家」負責。既然家是一個生產的單位,而生產講求成果與效率,要效率便得有紀律。寫山西鄉土的《到黑夜想你沒辦法》中,那些溫家窟的祖祖輩輩其實傳下了很多條,其中「可白天不出地受還不給做飯,這是不可以讓過她的。」 便可視作生產單位不許曠工的規則來理解。

在費孝通的社會學論文《鄉土中國》中對這方面有一個較深刻的討論。引言可能較長:

「在鄉村裡,夫婦之間感情的淡漠也是日常可見的現象。…我所知道的鄉下夫婦大多是“用不著說話的” 一早起各人忙著各人的事,沒有工夫說閑話。出了門,各做各的。…回到家,夫婦間合作順利,各人好好按著應做的事各的。做得好,沒事,也沒話;合作得不對勁,鬧一場,動手動腳,說不上親熱。…鄉下,有說有笑,有情有意的是在同性和同齡的集團中,男的和男的在一起,女的和女的在一起,孩子又在一起,除了工作和生育事務上,性別和年齡組間保持著很大距離。這卻不是偶然的,在我看來,這是把生育之外的許多功能拉入了這社群中去之後所引起的結果。」(底線由筆者所加)



〈丈夫〉中較能激起討論 的是「丈夫」為什麼容許妻子離開家當妓女,單是這一點他就不值得同情。筆者認為這觀點正是現代社會中以愛情為婚姻基礎與鄉土社會的不同之處,〈丈夫〉中的夫妻關係正是生育與事業功能同樣具備的結合。所以當水保說到晚上會來的時候,意識上丈夫是高興的,於家庭事業上是好事,不過正因為事業排斥私情,所以與愛情相關的男性羞辱感便壓到潛意識底下,遂演變成丈夫那走腔的歌與莫名的惱怒。同樣〈邊城〉中爺爺、翠翠與二老的悲劇可說源自他們之間缺乏共通的語言,因心底的感受說不清楚而成的。但為何缺乏共通語言呢?正是在於性別與年齡的巨大距離,而這距離實源自中國傳統社會中家庭具備太多的功能,爺爺的事業渡船最終也只好由翠翠獨自撐下去。〈丈夫〉中的老七、五多與大娘可以溝通無間,〈三個男人一個女人〉中號兵、班長和豆腐店老闆可以相濡以沫。但和異性溝通就總是出了差錯。社會要有秩序,情感便被壓抑,否則會引起社會不穩定,〈蕭蕭〉中蕭蕭和花狗的一段情事則可視之為打亂社會結構的行為,但蕭蕭因既生男孩又能當家務(生育與事業功能上的成就?)最後卻使她有一個不錯的結局。沈從文的小說不單寫出鄉土的物事,更寫出鄉土社會的深層結構來,而且以驚人的洞察力指出該結構會出現何種的悲劇。

如果我們順著前文的思路,認同家庭是一個多功能(主要為生育和事業)的組織,而這組織因要顧及生存攸關的事業功能,只好忠於「男女有別」的規則而排斥私情。那麼〈春桃〉表面看似違反倫理的結合其實未嘗不可能,這種例子在現代中文文學中還可找出不少,高全之曾亦說到「家庭倫常」是王禎和小說的一大重點 ,〈嫁妝一牛車〉故事發展到最後萬法的妻阿好其實有一個選擇的空間:萬發在獄中時阿好大可離婚與簡底和老五三人共同生活。但最後阿好還是決定與萬發一起生活沒離開他,也可說是作出維持家業的最後努力。萬發果真生活改善了,也得了簡底送的牛車,自然還得每週去喝那簡底相贈的苦酒。《到黑夜想你沒辦法》中的黑蛋和親家、老柱柱和二柱 未嘗不和春桃、阿好一樣是依從鄉土家庭價值觀行事而最終作出看似有違倫常的事的人物。

現代中文文學中不少女性都不顧一切為家庭事業堅持,那麼那些男角色呢?如果家庭是一座工廠,五四作家告訴我們男主人公面對經營困難都會把工廠的機器賣掉套現。羅淑的〈生人妻〉、柔石的〈為奴隸的母親〉、許傑的〈賭徒吉順〉三個典妻故事各有不同敘述角度,但故事中都有一個很接近的開首情節,就是「變賣家業」。〈生人妻〉 中男女主人公是一對賣草的夫婦,住的地方是求別人留下的,原有的產業已經「出脫」了;〈為奴隸的母親〉 「連小鍋子也賣去了」;吉順則「父親所遺下的田產,卻早已售罄」 。當賣無可賣時,當家庭的事業功能不能維持時,則連其他功能也可一起放棄。「夫婦本是同林鳥,大難臨頭各自飛」的價值觀和西方文學傳統如莎劇《羅密歐與朱麗葉》可謂大異其趣。當然不是說所有西方人都有「你跳。我跳!」 的浪漫勇氣,中國傳統也有頌揚愛情的作品 。不過在西方愛情萬歲的價值觀不論是傳統與現代都能找到一脈相承的例子。

走筆至此我們可以歸結出五四「家變」小說中家庭與經濟的相互關係。其實上述三篇五四小說還有一個同樣的情節,就是必定有一位角色主動邀請或幫助男主角賣掉妻子,並且早已替主角張羅好買家。仔細想想這一類型角色也並不為五四作家所獨創,其實在中國傳統小說中亦能找到例子。在〈蔣興哥重會珍珠衫〉 中,陳大郎如果沒有薛婆的幫助,怎能從蔣興哥手中奪得三巧兒。雖然在古今小說中都能找到一個促成第三者介入夫婦關係的幫兇。但兩者的角色處理則有很大的不同。〈蔣興哥重會珍珠衫〉用了差不多一半篇幅描寫薛婆與三巧兒間的交往,極寫薛婆如何運用機巧引三巧兒上釣。三巧兒在整件事中一直不知情,可說不是有意的紅杏出牆。蔣興哥也不是五四小說中不能保持家業的小人物,而是一個既俊俏又有錢的商人。陳二郎亦是一個商人,但卻比不上蔣興哥。所以在這段四人的瓜葛裡邊,最大罪的卻是媒人薛婆,而她亦落得全家物件被蔣興哥打個粉碎的下場。

說到三角關係的描寫,在西方文學傳統中這類例子更多:《包法利夫人》、《安娜‧卡列尼娜》、《紅字》甚至乎《尤利西斯》都有一個妻子有外遇的故事情節。艾瑪、安娜、摩莉、赫絲特同樣具有一個不能使她稱心如意的丈夫。雖然她們的丈夫在小說敘述上未別都是很正面的人物,但最少在經濟上從來也不使妻子或家庭陷入難關,(艾瑪的丈夫夏爾甚至是一位值得人尊敬的好人,《紅字》中乞林沃斯形象最負面,但並不貧窮)只不過身體狀態和個性風度上不如第三者,加上妻子追求的是浪漫愛情婚姻才會出現問題。

回到前述的幾篇五四小說我們看到家庭經濟則始終是小說主人公遇到的中心問題,即使窮困的原因或多或少是因為男主人公的個性弱點(例如好賭),但只要還能變賣家中的東西,妻子還不會成為可賣的「貨材」。

如果我們比較中國古典小說、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初的歐美小說和五四時期上述的三篇小說。便會發現雖然「家變」的事實一樣,但原因則相當不同,歐美小說中愛情關係的第三者一般以正面強勢的人物出現,而丈夫的性格在整篇小說中基本不變(無力改變:例如布盧姆,不知怎改變:例如夏爾),女方則是「出軌」的決定者,而理由則是愛情;小說重點則在探索人物的內心爭扎,故事部份或全部敘焦在女主角身上。在〈蔣興哥重會珍珠衫〉中丈夫一直維持強勢,女方亦非主動引誘第三者,從敘事觀點上則處於完全無知的狀態下為外來者所擺布。小說的教義不言而喻:經商者要小心家門及善惡有報的觀念。五四小說的情節處理則奇異地矛盾,一方面三位男主人在性格上皆有弱點,要為家庭經濟付上最大責任,但最終負責的卻是一直守護家庭的妻子。說真的男方說沒辦法其實還是有辦法的,連孔乙己也會去「竊書」吧,吉順身邊又有金夫,小說角色向偷竊搶劫等道路走其實更順理成章。何以一方面要看男主人公主動出賣、放棄妻子(噢,涓生。噢,子君。),一方面要讀者同情他們呢?何以五四小說都把丈夫描寫成一個「無賴男」呢?從上文的分析我們中已看到這班男主人公既不存在於五四作家所喜歡的西方文學傳統,又非取法於中國經典小說,那麼為什麼現代中文文學眾作家會創造出如此接近的「家變」模式呢?

如果中國從文化心理中視家庭為產業的組織,而在父權社會下女性又被男性視為附屬甚至產業的一部份的話。那麼「齊家、治國、平天下」這種儒家倫理便可作另一番解讀,齊家則可兼有男性治理家族產業(包括其妻子)的能力在內。中國自晚清以來國家敗亡的恥辱,在文學上則具體表現成放棄妻子的「家變」模式正如許子東在〈兩岸‘鄉土文學’ 中的一個共同主題〉中所言:



「黃春明、王禎和還有陳映真,他們最有影響力的作品如《莎喲娜拉‧再見》、《嫁妝一牛車》及《夜行貨車》等,竟然也都圍繞著這同一個主題,竟然也一直不厭其煩地精心描述與分析男人們眼看自己(或自己家鄉的)女人被人欺侮時的心理狀態。」



正因為中國人不能「平天下」,結果使得天下的中國女性都受外人「欺侮」,我們自然知道這都是男性作家在痴人說夢,沙菲女士與白流蘇自然不是這樣想事情的。但重要的是這份恥辱感為現代中文文學作家所不斷重寫,而讀者亦不斷的受感動甚至身同感受。本文因受篇幅所限,自知有論述不足、取樣不平均等各種問題,惟本人實在覺得這是一個可供發展的線索,只好在此短文中先提出問題,待日後有機會另文詳述。現容許本人借另一引言作結 :



“祖國呀祖國!我的死是你害我的!”

“你快富起來!強起來罷!”

“你還有許多兒女在那裡受苦呢!”



主要參考書目

1)王禎和著:《嫁妝一牛車》,台北:遠景出版事業公司,1983。

2)上海文藝出版社編:《中國新文學大系,1927-1937》,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4-89。

3)劉紹銘主編:《鈴璫花:陳映眞自選集》,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4。

4)錢乃榮編:《20世紀中國短篇小說選集》,上海:上海大學出版社,1999。

5)唐達君編選:《許傑代表作》,北京:華夏出版社,1998。

6)高全之著:《王禎和的小說世界》,臺北:三民書局,1997。

7)劉紹銘,馬幼垣編:《中國經典短篇小說精選》,香港: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2002。

8)曹乃謙著:《到黑夜想你沒辦法:溫家窯風景》,台北市: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5。

9)黃春明著:《莎喲娜啦・再見》,台北:皇冠文學出版有限公司,1985。

10)秦亢宗編:《中國小說辭典》,北京:北京出版社,1990。

11)王德威:《想像中國的方法:歷史・小說・敘事》,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

12)許子東著:《當代小說閱讀筆記》,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

13)費孝通著:《鄉土中國》,北京:三聯,1985。

14)周蕾著:《婦女與中國現代性:東西方之間閱讀記》,台北:麥田,1995。



 

左右對立以外︰曹聚仁

 左右對立以外︰曹聚仁

卓然

說到五十年代的香港文化人,還有一位甚具特色而人們又關注不多的,就是曹聚仁。人們普遍視曹聚仁為「中國」作家與學者而非香港作家,因為他成名於上海,在上海辦過報,和魯迅、周作人都是朋友。及後亦在國內不少地方當大學教授,編輯過不少和教學相關的小說、散文選本。亦有不少人視曹聚仁為報人,因為他自十九歲開始便經常在報刊像《學燈》、《覺悟》上發表文章,辦過文藝思想周刊《濤聲》,抗戰時是報章《正氣日報》的主編,在香港和徐訏等人辦過創墾出版社。原來這位一生共發表超過四千萬字,結集成書超過七十本的作家,一生超過五分之四的作品是在香港完成的。而且他在香港的二十二年間,一直專心文學創作與研究。其長篇小說《酒店》(1954),描寫亦能基於當時的香港現實。從這個角度觀看曹聚仁一生的蹤跡,會發現他其實是一位重要的香港作家。
曹聚仁生於一九○○年,字挺岫,號聽濤。自幼便有良好的古文根底,六歲左右便能寫成四五百字的文言長文。 年僅廿一歲,便在上海把一代國學大師章太炎的講演筆錄批注出版,因而闖出名堂,而他亦成為章太炎最年輕的學生。記錄及後編成《國學概論》出版,在五○年代經多間香港出版社再版。
三○年代他在不同大學如暨南大學、復旦大學等當過教授,同時亦不斷寫作。其實曹聚仁早在學生時代便在學校主編學刊,是五四運動時期浙江第一師範「留經」 學運的中心人物,又在上海辦周報《濤聲》,主張對生活、思想、文藝上的種種用理性方法作批判分析,魯迅亦主動投稿《濤聲》,曹魯二人的交往亦因而密切起來,後來曹聚仁在香港研究及出版《魯迅評傳》(1956) 及《魯迅年譜》(1967),實發軔於此。
一九三七年抗戰爆發,曹聚仁「書生上馬」,毅然當上了戰地記者。他當記者時獲得不少實績,採訪到不少獨家消息,好像中日戰爭時台兒莊之役的相關報道,就是他首發的新聞, 這些新聞特寫後來都收入《大江南線》(1943) 中。及後他又把在戰時收集的相片與人合作出版了《中國抗戰畫史》(1947)。他亦曾在蔣經國治下的贛州辦過《正氣日報》,二人相識相知,曹聚仁遂收集了不少第一手資料,並在一九五三年於香港出版《蔣經國論》。
曹聚仁正生於世紀之交,經歷了半世紀的光陰後,他於一九四九年秋天來到香港,在《星島日報》發表他對新中國觀感的連載文章〈南來篇〉,使他陷入被左右兩派圍攻的境地。他在文章中說:「我從光明中來。」接著又說:「既在光明中住,為甚麼又到南方來呢?已使我惘然無以為答了。」要了解這兩句說話為甚麼使曹聚仁「挨罵」,便先要了解五十年代香港的文化格局。
一九四九年前香港一直是左翼文人逃離當時國民黨「白色恐怖」的地方,而新中國成立後又有大批右派文人從中國南來香港。冷戰時期,國共左右兩派在香港互相角力,對香港文化界產生一定影響。五十年代有所謂美元文化的「綠背」文學,即是由美國直接或間接資助的文化產業。像友聯出版社、人人出版社、亞洲出版社等出版的《中國學生周報》、《人人文學》等。左翼則出版《青年樂園》、《文藝世紀》等與之抗衡。
香港在當時可說是左右意識形態角力的場所。在有關新中國的議題上,曹聚仁因沒有替任何一方發聲,所以每每成為兩派批判的對象。形容新中國是「光明」的,右派文人自然不能容忍;但既是「光明」的,又為甚麼要南來香港呢?他又說「惘然無以為答」,這自然也不合左派的胃口。當時「罵曹」的文章有八百多篇, 也有人出版過一本叫《與曹聚仁論戰》的小書,罵人罵得這樣有系統的倒不多見,但同時亦叫人想到這是有組織力量參與其中的。
雖然甫來港其言論即受左右夾擊,但他在香港文化界還是能不斷作出貢獻。他初來香港便已經是《星島日報》主筆,一九五四年在《南洋商報》當主筆,一九五九年任《循環日報》主筆、及後任《正午報》主筆;又創辦創墾出版社,亦曾主編《新生年代》,與徐訏、李輝英一起辦刊物《熱風》。 他出版的著作超過五十本,在國學、歷史學、新聞學、現代文學領域都有所貢獻。
五○年代開始香港和大陸開始出現關卡,中國的內部情形不再輕易為局外人所得知。在左右對立的思維下,描寫中國大陸政治改革實況的文章不是把中國描寫成天堂的宣傳品便是將之比作地獄的攻擊文章,同樣是隔岸觀火的炒作。而一些並沒有跟隨左右意識形態創作的作家,則被兩岸同時封殺,如張愛玲在「綠背」支持下創作的《赤地之戀》(1954),因意識形態不夠反共,雖能在香港出版,但卻在台被禁。
在這背景下,曹聚仁能夠在「南來」後於五○年代後期多次北行,把所見所聞在報刊連載並結集成《北行小語》、《北行二語》、《北行三語》(1956-59) 等書,便自有其特殊價值。曹聚仁知道自己北行屬遊歷性質,未能全面宏觀,所以他並沒有從大處作概略式報道,而集中特寫一些民生百態。如他曾提到香港有各種款式的汽水,但當時中國卻只有一種鮮橘汁汽水,是小販挑擔在烈日下販賣的熱汽水; 然而在廣州,特色小吃如豆漿油條餃子等則應有盡有,而且城市裡沒有必須使用糧票的問題。這種側面描寫手法更能道出當時的民生實情。
除了從小處觀察民生百態外,曹聚仁亦有其學者文人的眼光,注意到不少文化人的情況,如老舍的《茶館》(1957) 初公演時的具體情形、藝術家齊白石的近況、也提及沈從文,指他雖曾在一九五三年因受壓迫而企圖服煤油自殺,但及後一九五六年間有過一段陽春期,能復職大學教授並在《北京日報》上寫稿。還有探訪當時已有腦血管硬化的周作人,閒談間邀請他寫回憶錄,周於是往香港遙寄文稿,發表出版籌備過程與費用則由曹一力承擔,使《知堂回想錄》(1970)最終得已在港出版。
然而,曹聚仁的北行觀察也不是全然正確的,好像他說到反右運動時右派分子要到北大荒作勞動改造——即要在嚴酷的自然環境中勞動及進行思想教育——他竟說這不過是去「鍛煉自己」,又把北大荒描寫成「即不是天堂,也可說接近天堂」 的好地方。這雖然不大符合實情,但卻是他當時的真實觀感。
曹聚仁是一個富爭議性的人物,他的言行縱然未必全足為典範,但都是發自本心。他曾在上海以十八個月的時間研究回力球賭博比賽,探討或然率對歷史事件的重要性,也試過為了寫《酒店》中的舞廳情事和香港實況,連續十八天到舞池實地觀察。 他就是這樣一個實事求是,重視實証和理性,具研究精神的人。


後記:幾年前天地圖書再版曹聚仁的《湖上雜憶》,還配上圖片。這是曹聚仁其中一本散文佳作。他從西湖開始一路談開去,談詩經、談公安竟陵散文、說《老殘遊記》、說各處的文化勝景。漂亮的西湖照片加上曹聚仁精緻的文字,是認識其文其人的不錯讀本,在一些旺角的二樓書店還能找到這書哩!



(本文發表於2006年11月12日副刊)